20世纪70年代初，北姚大队和全国一样，逐渐兴起了自行车热。作为当时最先进、便捷的骑行工具—自行车，开始步入了寻常百姓家。购买和骑行自行车，成为了大队社员最迫切的愿望和最时尚的炫耀。

  村里最早享有自行车的是我远房的大伯家。他也是和我爷爷他们一样，在灾荒年逃荒到安徽打工顾命时，后因社会动荡履历艰难，老板无力支付其工资，拿自己的一辆日本产自行车抵账得到的自行车。济源解放后，因怕在路上被坏人抢劫，大伯一路上极力避开人行高峰期，起早贪黑、披星戴月骑着自行车，深夜赶回了家中。但大伯饱经风霜的阅历和认知，一怕露富、二怕村里人说三道四嫌弃他使用日货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只好悄悄地把自行车用牛皮纸包裹严实，吊在了街屋稍间（方言：靠边的一间）梁头。直到改革开放后家里人想取下来使用时，早已是锈迹斑斑、面目全非，只能当废铁处理了。

  50年代中期，我们村（大队）有高、卫两姓的两位好儿男在济源县邮政局当邮差，包干使用邮政专用车增添了我们村使用自行车的色彩。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出现在村（大队）里13个骑自行车的，全部是本村当时在县、乡（公社）里工作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大队里穿行的自行车，基本上发展到了国营企业、社办厂矿、公办教师行业和一些家境条件比较宽裕的家户。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拥有自行车的家户除了自己和家里骑行方便之外，为左邻右舍提供应急服务，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崭新新风尚。更让人羡慕的是，一些较新的、牌子较好的自行车还曾经一度成为时尚的现代化婚车，的确成为了那个时代靓丽的风景。

  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购买自行车全部要凭证供应（即使买卖二手车，也需要履行严格的交易手续），且因为生产需求矛盾，全国最流行、叫响的名牌自行车主要是上海产的“永久”“凤凰”，天津产的“飞鸽”；在河南主要有安阳产的“飞鹰”、洛阳产的“东方”、济源产的“剑鱼”等，算得上是二流的自行车。上述人员所骑自行车中三大名牌很少见到，多是二流或其他牌子的自行车。

  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自行车涌入百姓家时，供销社仍然见不到名牌、很少看得见二流自行车。想买一辆较好的自行车，依然是一证难求。

  媳妇家因内弟1973年高中毕业后，被推荐到思礼社办工厂上班，想方设法才算托人买到了一辆“飞鹰”牌二流自行车。

  1975年，内弟应征入伍，媳妇使用自行车相对多了些。但出于弟弟当兵回来还要骑的长远考虑，媳妇也只是在给父母看病、或有了紧要事情时才会动用弟弟的自行车，更多的是步行或借助同事、伙计们交通工具出行。

  媳妇姓姚，大我1岁，娘家本村，姊妹8个，7女1男，在姊妹中排行老五。因家庭条件限制，初中毕业在家务农，但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71年刚满18周岁就加入了中国。因上面4个姐姐早年出嫁，照顾一等残废军人的父亲和身材瘦弱常年多病的母亲，以及帮助父母照料年幼的弟妹就压在了她的肩头。加上入党以后，一直同时担任大队（村）里的团支部副书记、民兵副连长，常年忙于工作，且要响应时代晚婚晚育号召，直到1979年27岁才与我成家。

  因为我们两家当时的家庭条件很一般，结婚时也没有置办三大件，当然也没有购买自行车。但因为此前，媳妇在我们村办瓦楞纸厂当化验员，1980年公社新建了一个瓦楞纸厂后，鉴于当时工业系统整合，我们公社共有思礼公社、北姚大队、庆华大队3个瓦楞纸厂，按序改称为思礼公社第一、第二、第三造纸厂，化验人员紧缺，经公社出面协商，让我媳妇到公社纸厂搞化验、同时兼顾北姚大队纸厂的化验工作，恰逢1981年我们的儿子出生，没有辆自行车着实难为了媳妇，给媳妇买辆自行车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不光是媳妇没有自行车，就连我自1978年复原回来就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长4年多来，也没有自行车。先给谁买，后给谁买，成了我最大的心结。苦于我们刚刚分家经济紧张状况，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勒紧裤腰带过几年紧日子也得先给媳妇买辆自行车。

  既然给媳妇买车，还想给媳妇买辆拿的出门的自行车，我们找到了在五三一四分部上班的姑表姐姐，通过关系算是答应帮忙购买一辆他们厂里生产的“剑鱼”牌自行车。

  “剑鱼”牌自行车，是1981年五三一工程下马，当时的四分部、又名兴华机械厂依照国家规划转产，开始生产的民用产品。开始，年产约五六千辆，单价130元左右。因为军工技术、军工品质，其名头仅次于当时的永久、凤凰、飞鸽、红旗牌自行车。所以当时即使是济源人，想要一辆剑鱼牌自行车，也得靠兴华机械厂内部指标持票购买，外地客户常常坐等催货，直到1988年停产转产前，均有着不错的销量和效益。剑鱼牌自行车，因与《天津剑鱼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内多个公司关联，车身冠名为《中州自行车二厂》。厂址位于济源县承留公社（乡、镇）的五指河畔（在河南省地方志《耐用消费品工业志》中能够找到有关信息）。

  经过几个月的耐心等待，终于如愿以偿给媳妇买回了一辆崭新的“剑鱼”牌自行车。因当时这种车没有女式的，媳妇也只能委曲求全了。

  1982年，我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大队出于多方面考虑，把纸厂采购员因工作需要淘汰的旧自行车作价给了我，解决了我无车之急。

  从此，我们夫妻双双比翼双飞，两辆自行车伴随我们从始至终到组织给我配了摩托车，媳妇更新了自行车。

  1978年4月，超期服役的我复原回家，恰逢原大队民兵连长高考上大学，村党支部书记即刻找我谈话，要求我担任民兵连长。

  同年11月，根据工作需要，公社党委副书记又找我谈话，让我时任党支部副书记的父亲到大队纸厂协助厂长工作，由我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长。

  自我开始担任民兵连长到党支部副书记兼任民兵连长，大队分配给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管委会主任抓好农业，主抓农业机械。

  1978年，大队的农业机械是一张空白。现状是各生产小队于1971年购买的济源农造厂生产的小四轮拖拉机已经淘汰，且都处理给了本队社员。社员们购买的开封、洛阳、山西晋城等地产的、用于跑运输的12或15马力单缸小四轮，则有一二十辆。所以当时主抓农业机械，除了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私有机械粗放性管理、敦促他们搞好年审、加强安全使用以外，就只能是单纯的听从公社管委和社办拖拉机站的安排，来安排本大队使用公社的履带拖拉机，三秋服务大队犁地工作（那时候，公社拖拉机站共有4台洛阳产《东方红》履带拖拉机（其中三台54马力、一台75马力），分别供4个管理区农忙时耕作）。

  1979年，公社拖拉机站解体，我们大队抢抓机遇，抢买了公社拖拉机站的1辆洛阳产《东方红》54马力履带拖拉机；又通过关系，在开封购买了1辆江苏清江生产的《江淮牌》35匹轮式拖拉机（因计划经济，在济源当时买不到），临时在大队后面搭起了3间房，四周垛（方言：用土加水和上麦秸堆成的土墙）起了土围墙，作为停放拖拉机的场所。我们给它起名叫车库。至此，我才名副其实的抓起了大队的农业机械耕作工作。

  1980年，大队收购了第三生产队先于大队购买的上海—50轮式拖拉机，强化了大队的农业机械。

  当时，大队的3辆大型拖拉机，主要是轮流服务4个生产队三夏打场腾穰。三秋犁地旋耕。旋耕过后，有各生产队用牲畜拉着木耙精细耙耘。开车的司机，由大队在各个生产队选拔。我作为大队的主管领导，在部队时也摸索过手扶拖拉机，稍懂机械原理，虽没明确为正式司机，但作为机动在需要时替补则是名正言顺的事。没想到到了后来，不仅司机转正，而且货真价实地成为了《我为大队（村）里开车忙》。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在逐步推行安徽凤阳县土地承包到户的经验，济源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农业生产联产责任制（即双联）。

  1982年1月1日，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出台了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精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指导中国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新乡地区（当时济源隶属于新乡地区）在1982年秋天将土地使用权承包到户。当时中央称这种承包方式为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统分结合为特征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群众们则称其为大包干）。

  我是1982年2月17日，在济源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报道的那一天当选为北姚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推动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改革落实。

  这场农村经营体制的变化，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波动，一下子要改变30年来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大多数人都理解和接受不了，甚至有些抱怨。加之社会上出现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悲观、负面观念影响，在社员中也引发了不少矛盾，主要体现在：

  1、人们习惯、依靠于集体经营的农业生产管理模式，一下子变成了要自己去经营管理所有，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

  2、集体经济解体后，每家每户都要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购置农机具、种籽、农药、化肥等，农业成本加大，经济负荷太重，在当时生产队时期每个劳动日工值只有几毛钱的状况下，大多数社员都没那个支付能力。

  3、土地大包干能持多久，政策会不会变，该不该投资，投资后政策变化打了水漂怎么办？人们没有吃上定心丸。

  特别是这一年的秋天，老天好像故意考验我是的。10月底起步秋收，老天就中雨转大雨、大雨转小雨的阴雨连绵半个多月，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就从来就没停过点的一直在下雨，太阳也从没有露过脸，社员们只能是冒雨把成熟的玉米、杂粮，一筐筐、一篮篮、一担担、一袋袋（指编织袋）的从泥泞的庄稼地里弄出来。一捆捆的把秸秆从地里背出来。然当时农村传统的“不种霜后麦、霜后定减产”的观念和经验，笼罩和压抑着全体社员。社员们着急，大队干部着急，公社一次次召开会议，要求各大队要组织社员想方设法与天斗、与地斗，安排、催促抢收抢种。

  十月半头，老天突然放晴，一天过来，村北的沙土地就可以立得住脚，两天后履带拖拉机基本上就可以进地犁地了。社员们急切的要求和各级政府的敦促，让我们冒然的就开始了秋耕。

  因为当时的秋耕是大队根据4个生产队捻好的顺序、生产队又按照地块捻好顺序安排耕作的，大队想根据土质状况调剂一下犁地顺序，社员们只怕犁不到自己的承包地耽误了播期，全都不同意，所以只能是依序进行。客观上，沙土地还基本能够耕作，而黏土地尽管履带车可以耕作，可翻起来的土垄基本上全部扯起了大明条（方言：即土壤在强行深翻后被犁面压成了一段段的、看上去似乎发明的大坷垃甚至扯成条状）。在当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状况，到时很难做到精细耙磨，且因我们自以为有2台旋耕机，可能不至于耕作出现问题，故就只管连明彻夜的放手犁地。

  那时候，天气预报除了特殊情况，公社会派管理区通知各大队应对以外，社员们只能是听听小广播匣子，有条件的大队在大喇叭上根据收听的记忆再吆喝吆喝（还时常停电或线路出现故障停播）。由于受当时济源天气预报设施配套、科学技术（在我印象中好像当时还没有听说过卫星转载的任何信息）的困惑和影响，时常发布的天气预报不太准确，导致人们打根就对天气预报不太相信。特别是三夏期间，天气预报说是晴天，因为在此之前亘古的传统格言“五黄六月隔犁沟下雨”与自然现象的存在，往往会出着太阳、隔犁沟下起了瓢泼大雨，让人们无所适从，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或损失，更是人们不会去关注天气预报，更不会相信天气预报，甚至还在社会上流传出这样的抱怨调侃：天气预报，不过就是个聋子耳朵摆设。那只是他们吃过饭闲的没事干了，坐在屋里抬头一看，天上有太阳，就报今天晴天；看见天上有了云彩，就报晴天见多云；看不见太阳了，把头往窗外一伸，就报阴天；一看满天乌云，或者是老农民们说的乌云包疙瘩，感觉到天要下雨了，赶快跑到院子里再看看，回屋就通过你自己眼看的云彩状况，开始了小雨、中雨、大雨、大暴雨，甚至是冰雹的预报。说实在话那时候的天气预报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是天气预报，换句话也只能是“即兴播报”，有些时候接到预报时，已经是马后炮了。

  但让人根本意想不到的是，10月19日下午4时左右开始，在没有接到任何天气预报信息的情况下，六、七级的西北风一直刮到第二天上午，加上20日又是大晴天、秋老虎（方言：泛指天气炎热的现象，人们把这样的情况比做老虎一样可怕）的狂热、大太阳的暴晒，所有犁出来的、约150亩的黏土地都成了皮焦里生，即暴露在上面的明条和大坷垃，全部都干硬得跟石头似的，而下半部潮湿泥泞、低洼处还看得到少量积水，轮胎车开进去就陷在原地无法行走。即使渗水稍好一点的地块，也因明条、土坷垃太大，轮胎车前轮直径小时常被卡在大坷垃中间进退不得，主要的还是因掌握方向盘老是㧟手，曾经㧟折了轮胎车前置的万向角，司机难以操作。社员们对这一从未遇到过的难题也只能唉声叹气、爱莫能助、无能为力，致使我们不得已暂时放弃了对这些地块的耕作。

  但这样下去，极有可能会给这部分社员带来较大的直接损失。所以这部分社员的焦急，安排上的失误，我们当时愧疚、担当的复杂心理，迫使我们坐下来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决定，在机械能进地时，用履带车挂上缺口耙把大明条、大坷垃耙小，再用旋耕机耙碎。在后来天气好转后，我们停止了其它地块的耕作，我和所有履带车、轮胎车司机一道开始运作，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保证了没有耽误这些家户的农时，适时种上了麦子。

  原本改革就碰到的难题，加上老天又给我们出了这么大个难题，特别是社员们依赖大队的思想，更增加了我们推进大包干责任制落实的难度，也就成了我们一定要首要解决的问题，

  对社员们的思想状况我了如指掌，对他们的言行举止我看得清清楚楚，对多数社员的留恋、期盼，是否在我们大队继续坚持走统分结合的集约化管理的道路、哪怕是暂时度过正处于分光吃净集体资产、高价抢购一家一户急需的农业生产资料的高峰期，等缓过短暂的举步维艰时期，归根结底一句话，北姚村下步到底该怎么去办等问题，我感触甚深、急在心头、彻夜难眠。我当时考虑最多的是面对社员们遇到的实际困难，党支部该怎么办？作为党支部书记又该怎么办？

  带着这个难题，我反复斟酌了我们大队的经济情况以后妥协了。我当时的态度是不着急、等等看。所以也才有了公社党委书记3次找到我家（当时，出于回避心理，我躲着公社的多次来人，也不去参加会议）进行谈话，说是我们村已经是全县最后一个不愿意落实大包干责任制的大队了，已经拖了全县的后腿，以如果不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已经不是你想不想、愿不愿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问题了，而是你还要不要党性、贯不贯彻、执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不保持一致的政治原则的大问题了。并以非常亲昵的姿态拍着我的肩膀，附在我的耳边悄悄地告诉我，说是县里会不惜以此为反面教材抓个典型、做出组织处理、甚至是换人，也必须得落实责任制的严厉措辞，给我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最后，在一定要遵守党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前提下，我给党委书记的表态是坚决听从党委领导，服从组织决定，公社可以先报上去，说北姚大队的工作已经落实，但给我点时间，我以党性做保证，明年保证完成大包干任务。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大队在贯彻落实大包干责任制工作上晚于全县所有公社、大队。

  组织上给了我方便以后，绝大多数社员心目中有了盼头，都在窃窃自喜，奔走相告。我为此召开了三天三夜的有全体党员、大小队干部、社员代表、纸厂班子成员参加的党支部扩大会议，带着我们大队究竟该怎么去办？大队的农业机械还要不要保留？还需不需要继续统管、为社员们做好服务？在一家一户经营体制模式情况下怎样做好为社员的服务等，社员们急迫需要且必须给以明确答复的、一个个既抽象又具体的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和研究。与会人员和我一样，共同认为：继续坚持到底，受政策方针左右、社会气候影响、有相当的难度；打退堂鼓辜负了社员们期望，触动、伤害了社员们利益，涣散了民心，难为了社员。得出的结论是：继续，才是硬道理。放弃，不是党支部、管委会应有的态度，更不是我们不去履行责任和义务的理由。在和两委多次探讨、研究，并把我们的基本思路和规划呈报公社党委、政府以后，坚定了我们肯定要在北姚大队做好“五统一”服务的信念和决心，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来、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给领导、给社员看看，把此前耽误的时间、影响的进度赶回来并超前。从而，我以一个复原的风采，一步一个脚印的带领社员们走上了践行“五统一”服务的风雨路。我这个当班长的，也真正成了《我为村里开车忙》。

  1983年元月，中央又下发了一号文件，使农民吃上了定心丸。1983年12月21日，北姚大队依据县、公社有关文件精神，大队改村、小队改村民小组。村、组建制发生了变化，村、组机构的称谓也启用了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名称，村、组负责人的称谓也由大队长改为村长、副大队长改为副村长；生产小队长改为村民小组长，副队长改为副组长（两年后取消副组长，每个村民小组有村民小组长和规定职数的村民代表组成），但村、组班子成员经换届选举原班人马未动。1984年5月31日，按济源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启用村民委员会印章的通知》，1984年6月15日，北姚村村民委员会印章开始启用，原大队管理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印章同时作废。

  因受此前在落实大包干责任制初期的风雨洗礼，和队改村、小队改组以后的责任担当，迫使我们当时不得不先放弃其他，全力以赴的、专心致志来解决好农业生产大包干责任制以后、北姚村老少爷们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这样一些问题的核心的核心是怎么样才能做好村民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而做好这些服务，关键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物资基础，牢固的服务机制，坚定的服务理念，雄厚的服务机能。而要做到这些，在当时条件下，我们只可以是依附大队时期的农业机械班底，在此基础上做大做强农业服务产业，这就决定了不仅是我，而且是全部的北姚村全体干部，都必须有责任、有担当，都得为村里“开车”忙。

  1984年元月，中央又下发了一号文件，这已经是中央连续三年下发一号文件了。有了党赐给我们的尚方宝剑，更坚定了我们搞好统分结合的信念和决心。于是，我们壮足了胆子、放开了手脚、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

  从1984年春节开始，我们给所有村、组干部一个任务，就是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到各自的亲戚、朋友、或者是熟人，甚至是在街头巷尾及公共场所那儿去交谈、去听听、去明白他们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时的做法和曾经出现或存在的问题，回来后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吸取他们的不足和教训，结合我们村的情况、召开支部扩大会议研究制定我们村的大包干方案。

  在充分听取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以后，我们村摆出来的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主体问题是：

  一、大包干责任制以后，我们村的所有土地，根据土质、土地肥力、水利条件、距离村庄远近、交通条件，只能是按好、中、差三个等级分给村民，也就是每家每户最少要分到三块土地，土地过于零碎。同时一家一户去耕作，都要留足犁沟和通行道路，土地利用率大打折扣，这在当时农民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年代，是我们一定要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二、一家一户的耕作，由于地块过于零碎，只能是小机械劳作，即使有些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想使用较大型机械，也会苦于无法调头施展不开，不能发挥较好作用，且少数有能耐的人侥幸先于邻家耕作了承包地，不仅影响了相邻两家耕作，并且还有形无形的产生了矛盾，影响了邻里团结，故而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和农时投入，加大了劳动成本和负面因素。

  三、农业水利设施的使用会出现你争我抢占用共用水渠矛盾。既会影响进度，还会人为的制造矛盾甚至是双方争执不下、互不相让，结果是资源浪费。

  四、由于村民们30年来一直是在生产队领导下耕作，对什么时间种植什么作物、怎么来引进和使用优良品种，大部分会各自为政的、不考虑相邻两家和方方面面的种植特性和要求盲从，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不利于村民增产增收。

  五、由于每家每户在何时怎么样进行防治病虫害，什么时间施肥、追肥，什么时间进行中耕管理，什么时间进行浇水灌溉等知识和技术缺乏系统的认知和掌握，在防治病虫害时、做不到共同防治，有邻家防治了我也会跟着沾光的侥幸心理，别人家喷施农药，自己却无动于衷，少数村民很可能就根本不去防治，直接影响和耽误了最佳防治时期，该追肥的或因手头经济比较紧张，或蜻蜓点水少施追肥或根本就不去追肥；该灌溉的靠等天下雨而不去浇水等等，都会给村民们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六、由于每家每户劳动力不同，劳动工具不同，生产进度有别，如果再遇到天公不太作美，换季耕作会因时间、条件不同，有的已经种植完毕，有的还没有收获到家，致使没有耕作的家户会因地块太小机械无法调头，只能是犁到头一犁犁再倒退回来、或一耙耙要人为的将木耙一头提起，原地拐弯调头小心翼翼的进行，生怕伤害了邻家利益。

  在摆出来我们村要解决的六种主体问题，经召开各村民组全体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的基础上，我们紧接着开始了第二忙。

  问题不摆不知道，一摆吓一跳。除了我们摆出的主体问题以外，还会有很多附带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也必须我们通盘考虑、统筹解决。比如：田间地头原有的树木需要确权、相邻两家因树木歇扇会引发的矛盾纠纷，和砍伐时的比例分成存在异议，高杆作物与套种作物的光合作用会不可能会受到影响，不同作物种植时相邻两家必须要保留的间距，当时套种作物（如麦油“小麦和油菜”、麦棉“小麦和棉花”、玉米和豆类、玉米和红薯）比较多，相邻两家套种的必留间隔，以及犁沟如何种植等问题，都需要在大包干之前有个说法和实施意见，也就是农村人的说法叫做“有言在先、约法三章”。

  鉴于要解决的矛盾太多，且又根本不可能回避，我们先是召开支委会，认真分析这些矛盾也许会出现的因素以及会导致事态发展的结果，应该在研究制定分地方案时怎么样引导和组织村民处理好这些矛盾。接着召开两委联席会议，重点解决在落实大包干责任制时，我们当干部的如何走在村民前面、去组织、带动和影响村民与我们保持一致，教育和组织村民从解决村里实际难题为出发点，放弃狭隘的利己思想，服从大局，圆满落实、执行村里制定的大包干实施方案，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在我们村落到实处。接下来我们利用晚上时间接连数次召开支部扩大会议（扩大到村、组全体干部和代表，学校教师、纸厂班组长以上负责人，同时邀请我们村部分在外工作人员回来参加听证和指导），先是统一思想，让与会人员充分发表意见，逐个表态，自己在落实大包干责任制工作中要持什么态度，该怎么样去做，尤其是在家庭、本村亲戚、好友在落实大包干责任制时，假如慢慢的出现不乐观或不配合的情况，自己该怎么样站位和如何去解决这些矛盾。主要的是一条条、一款款的研究制定村里的大包干实施方案。

  经过我们多次召开支部扩大会议研究，把整理成文的分地实施方案上报乡里有关部门和分管领导把关以后，村里连续召开全村村民会议逐条逐句进行研究，每次开会都要点名统计到会人数，对不能到会的人员，安排专人“一对一”进行补会，做到一家不漏，一户不缺，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目的，是如果在贯彻落实时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你任何人不能说你不知道，或者说没有人通知我等等为借口另做文章甚至是惹事生非，影响和妨碍该项工作顺利开展。因为这些会议研究的问题牵扯到了每家每户的切身利益，所以参加会议的人们积极性都十分高涨，不少人会把小孩子都带到会场，不到散会基本上没有人早退。因为会议的议题和内容深受村民的重视和关注，大家对研究和讨论的问题都会客观的、负责任的提出看法和发表意见和建议，会议氛围热烈，效果良好，从来就没怨烦、弃权或无故旷会的现象发生。甚至在村里组织的有全体村民参加的最后一次通过大包干分地方案时，群众大会一直开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村民们才如释重负的回去休息。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研究、讨论、制定了5千多字的分地方案，系统的规范了所有分地工作的操作的过程，特别是解决好6种主要矛盾的详细条文（略），其主要内容如：

  一、规定分地时必须按每个村民组原有的自然地块为基础捻号决定顺序，家家户户之间不留出路，不留犁沟，村里统一安排机耕服务，给每块地起墒（方言：指村民们通常说的合墒）、分墒的家户每米和有地角的家户每平方米标准不同的补助（在下一年收取机耕费抵交机耕费）。在庄稼收获期间，每家每户地头都必须留足4米宽让本地块村民通行。因为是村里统一安排耕作，不存在零星耕作出现的矛盾，也避免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二、强化村里农机服务体系，捻号统一安排耕作次序，完善管理措施，配备全程耕作套餐，使村民享受到从种到收全程机械服务，杜绝一家一户机械进地耕作，联片划方推进整体进度，保证同品种、同系列作物能够同时种植、收获。

  三、强化水利设施建设。在每个村民组原有基础上，新打机井一眼，配套灌溉设施，加固和新修灌溉渠道，同时安排两个村民组水泵互用，统一调整井灌和引沁渠水浇地共用水渠时间，解决了诸多矛盾，以提高浇地效益。

  四、开展科学种田专业相关知识培训教育，请县（县农业局是我们村的包村单位）、乡农技部门专家、或利用夜校教学请乡成人教育部门老师到村里开班教学，普及农业基础知识，以提升农民农业生产技术管理上的水准，保证村民增产增收。

  五、连片划方规划种植，保证农作物间隔距离，对相邻两家种植做出必须留够6寸间距、套种作物一家一户捻号决定有谁顺地块方向种植本地块那一头等硬性规定，使村民耕有所依。

  六、制定条文，明确地头树木管理意见。在做好原有树木登记基础上，确定原有树木和新栽树木距离相邻两家远近，按东西畛地树南树北，南北畛地树东树西的、离相邻两家承包地的距离，或1比9、或2比8、或3比7、或4比6、或5比5比例分成，和假如慢慢的出现树木死亡和丢失以后责任田主按树木自身价值比例赔偿标准。

  有了村民认可的约法三章，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变成了拿什么来兑现这些村人皆知、且深切关心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

  之所以说是固基础配套设施，是因为，北姚村在大包干责任制前就有了大队农耕机械的班底，但由于规模太小，只有3台大型农业机械，1亩多点地方3间平房的所谓“车库”， 在当时要想适应、满足大包干责任制后服务村民农业生产的需求，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就在我们马不停蹄地开展社会调查、建制立规的同时，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大包干责任制的尽快开展，兑现经全村社员讨论通过的各项实施意见，村里成立了5个服务组：

  村农业技术指导组有5人组成。组长有村委委员兼村委会计担任，其他4名成员分别有4个村民组原生产队懂农业技术的干部担任。村里为该组划定了工作场地，投资2000余元配备了实验器具。其职责有四:

  （一）配合乡农技站或县农业局测量土地肥力。保证每块地都有测试记录，为村里提供调控施肥依据。

  （四）负责连片种植的规划、选种、除杂、种子保管、拌种处理、播量把控、追肥时节及用量、病虫害防治、浇水安排、收储销售。仅这一项，北姚村从1984年到1990年连续6年，每年为县种子公司培育优良小麦品种五、六十万斤，每斤以高于市场价0、1元的差价，都悄悄地装进了村民们的腰包。

  农用物资购销组有3人组成。组长有副村长担任，成员有村委委员兼联队会计和一名轮胎车司机担任。在村委办公室办公，村里保证该组随时使用车辆。其职责有五：

  （一）负责统计、购买村民按照村里规划种植需要的农作物种子、化肥，拌种微肥、杀菌剂，防治病虫害药剂。平时负责谨慎保管，使用时负责指导村民或集体组织起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科学使用。

  （三）负责一家一户需要物资款项的收缴、使用、保管。账目须及时在村政务公开栏公布。

  （四）负责为每家每户购置化肥、销售农产品的运输、分发，收缴、运送，保证服务到户。

  （五）负责优良品种的购进和销售运输服务，廉价收取运输、装卸、搬运费用，以支付实际用工报酬。

  病虫害防治组有6人组成。组长有副村长担任，副组长有村民兵连长担任（负责防治器具维修和使用安排），其他4名成员有原生产队干部（为了方便指认地块）担任。村里组织各村民组投资近2千元购买了两台汽油弥雾机，有村民组自己确定操作人员，平时分组保管；村里对操作人员进行安全、药物性能、使用方法和用量等基础知识培训。全村统一按方位、品种、病虫害状况、天气情况全方位进行防治，做到不漏地块、不丢死角。

  统一用水管护组有6人组成。组长有副村长担任，副组长有团支部书记担任，成员有4个村民组的机电手（机电手指负责本村民组的机井、电力、机械使用、维修的人员，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本组情况，便于与每家每户联系）担任。村里在各村民组原有水利设施基础上，投资近4万元为每个村民组打深井一眼，配套了一台石家庄产6寸深井泵。其职责有六：

  （一）负责与引沁局立城段联系、接洽浇地事宜，负责引沁用水的巡渠（方言：指对使用引沁渠水时对立城段安腰至北姚村的东支、三加支支渠的巡查），防止水渠沿途用于浇地事先预留的出水口漏水或上游偶尔有些不太自觉的人截流偷用渠水。

  （二）负责对引沁局水利粮（指按村里能用渠水浇地面积每年缴纳的管护、维修引沁水利设施的粮食。之所以叫做水利粮，是因为当时村民经济收入偏低，经有关部门协调批准，按国家粮食收购价在交公粮、卖余粮时，按村里人均面积有村民必须支付的那部分粮食。该粮食由引沁部门与乡粮所结算）的收缴与结算。

  农业机械服务组，当时又叫农机公司。农机公司受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领导，独立核算开展工作。农机公司由经理、会计、保管和4名懂农机农技、有责任心、踏实肯干的土“专家”共7人组成。有我任经理，负责全面工作。开始是安排两名原生产队时期兢兢业业、大公无私的小队会计和现金实物保管担任公司会计和保管，在完成车库搬迁以后，因为除了农忙平时基本没工作量，为减少开支，会计有村长兼任，只留保管日夜驻守，来保证车库正常运行。

  围绕农业生产“五统一”，负责村、组农业机械的管理、维护、使用，做到农机具统一保管，收支明明白白、账目明细公开。具体我们做了以下工作：

  为了解决比较完整的农机服务设施谨慎保管问题，我们在村东头原第一、二生产队的饲养院（方言：指生产队时期专门饲养牲畜的地方）调剂出非耕地3.5亩，筹资4.5万元，建起了9间约280平方米的车库，建起了八个单间面积15平方米的仓库，分别供公司办公、4个村民组以及村里存放农业机械配件、农资使用。同时由4个村民组分别出资8千元，在车库建起了约40平方米的库房，用于存放本村民组的拖拉机、脱粒机、扒沟机、机井配套物资。并用青砖砌起了围墙。

  在原有基础上，投资3万多元新购置上海50轮胎拖拉机1台；投资7000余元在原五三一四分部廉价购置闲置4吨拖车一辆，与轮胎车配套搞运输；投资4000多元新买一个能储10顿柴油的大油罐；投资1.6万元新买了2台旋耕机；投资1.5万元，购买了2台玉米秸秆还田机，投资1.8万元分别为四个村民组各购买了2台开封产的大型脱粒机，投资近3千元购置了两台当时最先进的较大型播种机，投资近5千元焊制了3辆轮胎车、4辆小拖拉机配套的铁质水泥预制打麦磙，从此结束、淘汰了北姚村用石磙打场的历史。还配齐了必需的农机维修工具。同时兼管了村纸厂汽车。

  为了保证公司正常运营。我们制定了经理、会计、保管、司机、机电手的职责与义务，机车的保养、加油、使用须知，所有车辆使用资费标准，以及对外关系处理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并上墙，明确了各自职责，规范了操作的过程，理顺了运行机制。

  轮胎车司机4名，每个村民组各1名小拖拉机司机、1名机电手。农忙时，根据自身的需求，可临时安排轮胎车和小拖拉机司机若干人。

  五个村级服务组织的建立、完善，仅仅使村民看到了希望，而要解决好合理的安排、稳妥运营的问题，使村民们信服，让村民们放心，还需要：

  凡事开头难。当实际运作起来时，却遇到了一个个难题。使人应顾不暇、难以招架。

  一是三夏打麦。我们采取的是，每个村民小组把几家总人口基本相等、平时关系比较密切、劳动力相对平衡的村民分成若干个互助组，按总人数、按24个小时总时间、按人均时间（分钟）计算出该户共用打麦机时间，有该组家户互相帮忙（因打麦机比较笨重，仅凭一家一户劳动力难以移动，如果只凭己力，只能是浪费了自家的使用时间，下一家到了接机时间，是不会谦让等待的，所以自家只得等到下一轮）进行脱粒，然后由村里轮胎车、村民组小拖拉机按分配时间带着铁磙进行腾穰（方言：即对进行过机器脱粒以后的麦秸进行再碾压），一争丰产丰收，二求麦秸碾压到位，拉去纸厂可以卖上等级。

  这样一来，脱粒机打麦尽管偶尔会出现一些误时问题，但有硬性规定，照章办事矛盾比较好解决。而拖拉机腾穰，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到了交接时间，在上一家多用时间了；碾压过程中，给司机关系比较好的车开的比较快了，碾压遍数多了；相邻两家互用时间，这一家用的时间长了，那一家用的时间短了；碾压时拖拉机没有跑匀、自家的麦穰没有压好等等问题都出来了。轻的给村民组长吵闹不休，重的出现拦着车辆不能工作，扰乱和影响了正常打麦次序。

  二是三秋秸秆还田。或因往外拉玉米棒子的运载工具不同、有的家户把玉米杆碾压倒地的比较多，或是被大风刮倒面积比较大，或是玉米品种早熟又遇到阴雨连绵造成玉米杆干枯后伏地，致使秸秆还田机按同功率粉碎以后，看上去效果有明显差异，时有拦车叫停现象发生。

  三也是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最多最大的，就是旋耕机旋地。或因地块土质不同，或因地块墒情不一，或因往外运玉米棒子时使用工具不同、致使地块碾压程度有别，或因履带车把地犁过来以后旋耕机跟进时间差异，导致旋耕效果看上去略有差别，或者是夜不观色偶有漏旋现象，或者是地头地脚旋耕不太尽人意。更为甚者，有些人想象着给旋耕机配重耙地效果会更好，不顾生命安危偷偷的站在了旋耕机的后压盖上，等等问题，都会引发拦车停车现象，更不可思议的是过村民与司机打架事件发生。

  再就是因为村民分到的地块比较零碎，每块地有多少家都是谁，不要说村里一时难以掌握，就连本地块的家户一时也难以说得清楚，而犁耙地又是连明彻夜的进行，通知家户适时上底肥也成了难题。让村民底肥上早了，或因老天下雨、或因机械故障、或因人的因素耽误进程，曾经出现过村民把肥料撒到地里了，七天不能耕翻现象。犁到跟前再通知，或因有些家户有事不在家、或因家庭其他原因，不能跟上履带车开犁，特别是晚上犁地，也曾出现过不知道该家户上没上过底肥就把地给犁过来了的窘境，少数人很有意见。

  出现的以上问题，其实也都在我们安排应对的范畴之内，也都做过系统的安排和出台过应对措施。但现实是作为农村干部，他也是普通一村民，他也有责任田要耕作，他也有农忙时节与村民相同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他们不会先知先明，不能蹲守在田间地头坐等处理问题。且也就那么几名村组干部，要应对那么多的、突发奇来的矛盾和问题，着实不易，加之问题出现的场合和时间难以估摸，如果出现问题，待村组干部赶到时或会因拖时增加了解决矛盾的难度，加上个别村民不买出现在处理问题现场的村组干部的帐，客观上都造成了一定难堪的被动局面。

  针对这一些难题，经两委会议研究决定，三夏三秋期间，调整干部分工，村主要干部要亲力亲为第一线，直接参与耕作，现场处理问题，遏制不良倾向和矛头出现，抨击所谓的难缠，和批评教育处理个别无理取闹、为所欲为的所谓‘刁民’，保证农忙工作顺利进行。

  为了解决村民上底肥难问题，我们除了白天在大喇叭上定时通报犁地进度、提醒村民多往自己地块跑跑适时施肥以外，漫长的三秋期间，我和村长就一人一夜轮流裹着大衣睡在村委办公桌上，根据进度，亲自到地查看情况以后，及时在大喇叭上通知到地块，让该地块的家户进行施肥。夜间，秋风习习，万籁寂静，我们的广播显得格外清晰，曾经引起了方圆七八里地的周边村民的极大反响，并获得了一致好评。

  为了解决三夏腾穰、三秋秸秆还田、土地旋耕时出现的难题，我们专门召开了司机会议，对车速、运作遍数、使用时间等规定进行再重申，对村委制定的方案中特殊情况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处理意见进行再明确，全部责任到司机本人。最主要的是我们对司机进行编组，分别有我和村长当组长带队，三夏腾穰各自为战，三秋旋耕，两台车同地块运作。对按照村里规定完成耕作以后，遗留的特殊情况现场解决，省去了不少环节，收到了较大效益，群众非常满意。

  我们的做法虽然是苦了干部，但减轻了群众负担，解决了群众后顾之忧，使村民腾出时间来发展他业，都取得了各自不错的实际收益。同时，也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肯定，1986年3月，《济源工作信息》刊发《思礼乡北姚村在完善责任制中实行“五统一”》。文章指出：思礼乡北姚村党支部、村委会在巩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中，自觉树立“为农民提供服务，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思想，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对农民自己能解决的坚决承包给农民，凡一家一户不能办、办不好的事，大胆实行统管。在具体生产环节上加强领导，以“五统一”的办法提供系列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此后，北姚村长时间坚持“五统一”服务，在全市产生了良好反响，1990年5月9日，全市村级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暨“三夏”工作会议在北姚村召开，市委书记高文焕出席了会议，会议对北姚村“五统一”模式予以充分肯定。

  在抓好“五统一”为村民服务的同时，我们针对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村民们在土地经营方面出现的一些不健康苗头和做法，比如在每家每户的机动地上种树、盖房、取土卖土；粮棉有统购改为定购后，国家收购价格低于市场行情报价、致使慢慢的变多的粮棉卖不出去后，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受到挫伤，当时农民曾经编过这样的顺口溜：“干什么都比种地强，种什么都比种粮食强，卖给谁都比卖给国家强”。加之土地承包以后，用于干部教师工资、办公经费、公积金、公益金的村提留；用于民兵训练、支灾，水利方面的乡筹粮；用于修路、建校、打井的村集体建设资金；必付的农业机械服务费用（尽管村里进行了补贴，收取的费用低于外村的半数，但为了让群众树立村集体观念，清楚自己还应有应尽的义务，必须收取该费用）等等，都要按人分摊到户，农民负担加重，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有些村民无力投入，有些村民不愿投入、放弃管理，致使土地荒芜，减产减收等状况发生，我们开始从源头抓起，从强化土地管理为抓手，开始尝试土地“划等建档”和“有偿承包”工作。

  土地划等建档，就是按土地肥力、水保能力、土质结构、耕层厚度、地貌状况、灌溉条件等七个基础条件的好、中、差分出七个档次，依据档次确定粮食产量和承包费标准（当时的说法叫做‘以产代地’），村里和承包户签订承包合同后，做到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实行奖惩兑现。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该项工作落到实处，村里成立了“土地管理委员会”，各村民组成立了“土地管理领导小组”，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建档，以农户建卡。

  济源第一任市委书记张明亮同志在回忆文章《跨越县市》（见济源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情满玉川——济源历任书记市长访谈录》）中指出，划等建档和有偿承包能够更好的起到这样几个作用：

  二是确定了承包费的标准和尺度、按照土地的质量、等级，确定粮食的产量和承包费标准，比较合理。

  三是承包费从观念上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有利于对土地经营情况的监督和管理。

  四是土地发包方和承包方农户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期三十年，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包方农户按土地等级完成粮棉定购任务、农业税、土地承包费。村里提供机耕、机耙、机播、浇水、农业技术、病虫害防治、矛盾纠纷处理，双方责、权、利清晰。

  五是承包费原则上按亩收入的5%收缴，基本上保证了教师、干部工作发放，公积金、公益金、办公经费以及土地奖惩基金，不再收取其他提留，减轻了村民负担。

  确实如此，实行划等建档和土地有偿承包拥有非常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仅1985年，就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一是激发了村民兴修水利的热情，筹集8000余元、投入2600余个义务工，硬化渠道1800米，修架桥涵5孔，改善强化了集体设施。二是普及农业知识，引进塑料薄膜覆盖技术，推行粮棉套种、粮粮套种，提高亩产效益。三是促使村民加大投入，保证亩施底肥，追施微肥、化肥数量，使亩产递增。四是克服了重种轻管思想，杜绝了土地荒芜现象。五是保证了村民按规定用途使用土地，自觉移除了自家责任田栽植的树木，消除了邻里矛盾。六是增强了村民保护耕地的责任心，杜绝了起土卖土现象，保护了基本农田。1986年上半年，济源县委抽调农业、农机、农技等有关部门，由市委政研室负责牵头，在我们村开始全县土地划等建档和有偿承包试点，对济源农村第一步改革进行完善和深化，在取得成功经验以后，在全县推行我们的做法，于1986年冬到1987年春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县514个农村全部实行了土地有偿承包。同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村级服务组织1925个。

  济源实行土地有偿承包的做法和效果，受到时任省委书记杨析綜同志的充分肯定。他对济源土地公有、家庭有偿承包、社会服务这三方面的统筹兼顾和配套改革非常满意。省级和中央媒体予以报道和关注。1987年10月4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以《济源县耕地实行有偿承包》为题，报道了济源有偿承包的实践和探索，介绍了以北姚村为源头实行土地有偿承包的具体经验与做法。1988年1月26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以《河南省济源县实行耕地有偿承包》为题，报道了济源县推行以北姚村为源头的土地有偿承包的消息，文章指出：“土地有偿承包”虽时间不长，却显示了它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接着，《人民日报》内部参考资料《情况汇报》和《河南工作》《河南农民报》《农村·农业·农民》等报刊也相继刊登此类文章。报道见诸多报端以后，河南省的16个地市（当时建制）,以及山东、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区的113个县区和近300个乡镇先后组图到我们村考察、学习。1988年4月，国家农牧渔业部政法司司长洛有升一行8人到济源考察，研究土地划等建档和有偿承包工作，召开了我们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村会计、村民代表座谈会，洛司长认为：土地有偿承包是土地经营的重大创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具有指导意义。

  徐占元，思礼镇北姚村人，曾任思礼乡党委秘书，《思礼镇志》《北姚村志》主编，现为济源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